《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代时云南古滇国有少数民族“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也就是辫发畜牧，居无定所，活脱脱一副北方游牧民族的打扮。而当代考古研究也证实了太史公的记载——在云南出土的古滇国文物中，骑马武士的形象比比皆是，充分说明汉代云贵高原上就有这样一群游牧民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滇国的游牧民不选择在水草丰满的北方草原上放牧，却偏偏要到以地形破碎崎岖著称的云贵高原来养马？

▲汉代滇国青铜器上的骑兵形象

滇国的游牧民并非是汉代才迁来云南的，早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云南就出现了骑马武士的形象。首先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十三号墓地中发现了两组反映骑兵的文物，在一柄青铜斧上，绘有两个手持矛斧的骑马武士，另外一件铜扣饰上，则描绘了两个滇国武士骑着没有马鞍和马镫的裸马，手持长矛正在猎鹿的场景。

▲李家山墓地出土铜斧上所绘骑兵形象

而与李家山十三号墓地属于同一类型的二十一号墓地，通过考古专家们的碳十四测定与树轮校正，推测时间可能在625-400BC左右，正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时间段。而从这个时间开始，云贵高原上的骑兵形象愈发多了起来。

▲李家山墓地出土骑兵持矛猎鹿铜扣饰

紧接着，云南祥云的大波那墓中也出土了青铜骑士俑。尽管早期考古工作者推测该墓地的时间是西汉中期，但碳十四的测定数据也推翻了这一结论。根据对棺木年代的测定，大波那墓地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65-400年之间，属于战国早期的墓葬。 

▲云南祥云出土战国早期骑士俑

在战国晚期，新的骑马武装也开始进入云南，从四川雅砻江的盐源到云南丽江的宁蒗，一群被称为“笮都夷”的游牧民广泛活跃起来。这些在《后汉书》中记载“披发左衽”的牧民，从他们的墓地中发掘了大量殉葬用的马骨和马纹青铜器。这些墓葬缺乏严格的等级区别，但无一例外都陪葬了大量的武器，这些文物都在说明，这“笮都夷”也是一群骑马牧民。

▲盐源出土笮都夷的的人马纹礼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从春秋晚期开始，大量的牧民会争先恐后的进入云贵高原？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认为，汉代所谓“西南夷”即包括川西、贵州、云南在内的广泛区域内，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即来源于西北的氐羌族。早在夏商之前，西南和西北之间就存在一条民族迁徙的通道，无数古羌人从甘肃地区一路向南，携带着彩陶技术和石棺习俗，经松潘草地到达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接着沿河谷南下，直达今天云南的鲁甸、昭通、昆明、大理及贵州的毕节等地，最后扩散到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

但尽管这条路很早，早到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成熟，但是云贵高原崎岖复杂的山地自然不如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到渭北平原适合放牧，那么为什么这些牧民要放弃原本的故乡，前往艰苦的西南地区呢？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西南夷，是迫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下才南迁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从公元前623年，即秦穆公“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开始，源流自东夷飞廉氏的秦国人终于在与西戎恶斗了数百年后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西部边疆最远扩展到今天的甘肃临洮。随后秦国不断的对西戎羌进行军事打击。公元前457年，秦厉共公讨伐绵诸戎。公元前450年，伐大荔戎，破其王城，随后讨伐义渠，俘其王。

▲汉代滇国青铜器上的骑兵冲锋雕塑

秦国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恰好与西南出现氐羌的骑马游牧民时间相符合，秦国雷厉风行的打击陆续灭亡了义渠、绵诸等戎狄。大量的戎狄要么投降要么出逃，相当一部分就携带着西戎的骑马术和特色武器，顺着老祖宗已经走通的山路前往西南地区。而在司马错平定蜀国后，所谓的笮都夷也开始被迫南迁。秦国与这些擅长骑射，精于肉搏的西戎游牧骑兵之间数百年大战，终于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前，就确定了秦国胜利的结局。最后这些在与秦国军事斗争中失败的游牧民，要么归顺秦国，成为塔儿坡秦墓骑兵俑反映那样的戎狄附庸军，要么就被迫南迁，到西南的广袤大山中寻觅新天地，并最终成为了司马迁笔下那奇特的云南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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